親中人士 謝偉思

　　約翰·斯圖爾特·謝偉思是美國來華傳教士之子，1909年生於四川成都，會講一口流利的四川話

在戰時陪都重慶，謝偉思有機會接觸到了方方面面的人員，其中就包括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人員。通過和“八辦”人員的初步接觸，謝偉思了解到，在中國抗日戰場的大後方，有一支美國人並不知曉的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力量。出於強烈的好奇心、對國民黨統治和對親蔣宣傳的厭惡，年輕的謝偉思對

　　
　　美國援華抗戰期間，解放區軍民積極救助美軍飛行員。為了將來更大規模對日作戰的需要，謝偉思等人提議與控制著廣大敵後地區的中國共產黨建立一條聯系渠道，以保證被救助的美軍飛行員能夠迅速回到後方。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人也認識到美國在戰後太平洋地區的重要地位，希望美國可以在延安設立領事館，以便在戰時和戰後與美國方面進行合作。但是，由於蔣介石國民黨政府的阻撓，這一計劃遲遲得不到實現。


　　1944年6月，美國副總統華萊士受羅斯福總統之命訪問重慶。在為華萊士訪華准備的備忘錄中，謝偉思提出，美國應給予中國共產黨的軍隊以援助與合作，同時改革蔣介石國民黨政府。他“建議美國政府實行一項把有條件的支持和政治壓力結合起來的政策，以擴大中國政府的基礎。”在華萊士和高斯、史迪威的努力下，國民黨當局被迫讓步，同意美軍派遣以駐華使館武官包瑞德、二等秘書戴維斯、三等秘書謝偉思等組成的“美軍觀察組”進駐延安。
　
　　在與共產黨領導人的談話中，謝偉思認識到，中國共產黨沒有把自己當作蘇共的傀儡，而是認為自己能夠在國際事物中有巨大的獨立性和行動自由。


　同時，延安與重慶的強烈的反差也使他更為厭惡國民黨政權。謝偉思的觀點在當時在華的美國人中有一定的代表性。費正清後來也回憶說：“在1945年，許多美國人認為，如果當權的政府垮台，中國人還好過些。”

　　在延安的日日夜夜使謝偉思對中國的未來有了新的認識。他將自己在延安的所見所聞整理成報告發給美國國務院，希望能引起美國政府的重視。在謝偉思的報告中，他認為，所有的跡像都表明，共產黨將最終在內戰中獲勝。因此，內戰是不符合美國利益的；“必須要考慮到中國共產黨”的存在；美國政策最為緊迫的任務，應該是盡可能找到防止內戰爆發的辦法。1945年2月中旬，在謝偉思為即將回國的魏德邁將軍所寫的備忘錄中，他首次建議美國政府對中國共產黨奉行類似盟國對南斯拉夫的鐵托游擊隊所奉行的政策。


　　後來，人們在評價謝偉思發自延安的報告時稱贊道：“這些報告和建議暗示，第二次世界大戰在亞洲不一定直接導致中美之間的一場冷戰。的確，存在另外一種政策，這種政策可能避免後來發生的打亂了美國同亞洲關系的許多災難。就算華盛頓的決策者僅僅認識到國民黨的致命弱點，認識到中國共產黨是還在成長的力量和她明顯希望在戰後避免同美國發生衝突，那麼，中美敵對的年代就可能避免了。”而謝偉思在處理這一問題上獨到的見解，相對於當時美國政府中的一些決策者來說，的確是高出一籌的。

　　1945年4月4日，美軍觀察組離開延安。離開延安後，謝偉思繼續為避免美國與中國發生武裝衝突而奔走。但1945年6月，他因將自己保存的報告副本借給《美亞雜志》而被聯邦調查局以陰謀違反間諜活動法的罪名逮捕。謝偉思被捕後，延安《解放日報》發表社論，將這一事件看作是“中美關系的分水嶺”。

8月，大陪審團宣布謝偉思無罪。1949年，謝偉思見到了杜魯門總統的顧問霍普金斯。霍普金斯在審閱了謝偉思的報告後說：“也許，你說的都是正確的。但共產黨就是共產黨，他們不會改變。”可見，當時在美國，各國共產黨都是被莫斯科控制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