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一、

引用:

三國之齊桓——劉禪
作者：不詳

在身為封建時期的專制君主，最難的便是能明自身之缺，無意氣之行，能使下屬一展長才，而無功高震主之慮。而能進一步授以大權，託付以家國之事，生前保其榮權，身後不因奸佞之言而廢人者，則更為鳳毛鱗角，可遇而不可求。事實上，符合以上條件之君主寥寥可數，而劉禪，便是其中的一位。                                   

劉禪，字公嗣，小名阿斗，劉備子，俗語：" 扶不起的阿斗" 即指其人，然阿斗是否真扶不起，實有待商確，若與其父，或其他兩國的君主相較，事實上他並不遜色，但現今，讓我們先看看他的生涯：

一. 太子時期

在這段時期，史書所載不多，但仍可由已知史實加以推測：自建安十二年（西元207 ）出生，自章武三年（ 223年 ） 繼任君主，其十七年間，劉備多忙於在外的奔波，而坐鎮後方大本營擔任後勤補給重責的正是諸葛（非演義所敘一般），我們不難得知，在對劉禪的教導上，諸葛佔了相當分量，再看劉備遺詔：」

「......射君到，說丞相歎卿智量甚大，增修過於所望......可讀漢書、禮記、閒暇歷觀諸子及六韜、商君書，益人意智。聞丞相為寫申、韓、管子、六韜已畢，未送，可自更求聞達......。」

由此，不難看出諸葛對劉禪的一種「代父亦師」的角色。

二、君主時期（１）諸葛生前

劉備自帝託孤之際，雖云諸葛：「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的話，然而，卻同時在有意無意間削弱了諸葛的權力，另令李嚴（後改名李平）為尚書令，伏下日後的奪權之隱憂。

原來漢代官制分宮、府兩者，宮中主由尚書臺負責，長官尚書令，原為皇帝私人祕書處，但後來竟也掌握軍國機要的處置權；也就是具有權；府乃指丞相府，下有1囥x，主要負責行政工作，在劉備死前，諸葛雖無進駐前線，主負後方補給，但必要時，仍會帶兵支援前方，換言之，他掌握行政權及部分兵權，但劉備託孤之時，卻李嚴以尚書令兼任中都護，全權處理一切軍事事務，言下之意，不無減少諸葛之權的意味在，也因此，後世有部分學者懷疑劉備白帝託孤的背後真正用意何在。

而對於這種情形，劉禪的作為是：事之如父，委以諸事，讓諸葛放手去做，而無任何無謂的干涉，到了後來，李嚴這個同屬託孤重臣的尚書令兼中都護，卻似成了諸葛的下屬，對於李嚴而言，心中不平自難避免。而後在諸葛北伐時，曾出現後主劉禪急召，而功虧一簣的事件，而時，李嚴正鎮守後方，然未見對此提出勸諫看來，對於諸葛的功業，不無妒忌之理，到了最後竟矯詔，欲彌軍糧不繼之過，導至諸葛在為大局著想之下，聯合眾臣上表彈劾，貶為庶人。在李嚴與諸葛的權力爭奪中。我們可以明顯看出：

劉禪可說完全支持丞相，才能使李嚴無法得逞，軍政大權再歸於一人，在無人掣肘之下，諸葛更能有效掌握。

讓我們再看看在出師表中的段落：

「......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

對此，孫中山先生認為這是一種極佳的「權能區分」典範，有權者能使有能者充分發揮，而使自己位於監督的地位，劉禪自知已有能力不足以有效管理全國，故能不暴己短，一切委於能者，讓他們代管其國，結果不但國家井井有條，自己也樂得輕鬆。然而，就歷史看來，真正能做到這點的君王有誰？自知其短但又能下放大權予能者而不忌者，非春秋齊桓，三國後主不可。

三、君主時期（２）諸葛歿後

諸葛遺言，託政事於蔣院琬、費禕，後主一一照行不貳，毫無疑心，此舉不僅空前，甚至絕後，史上所載，僅此一件。再看以下二事：曾任犍為太守的李邈，在諸葛死後，上書後主：「亮身仗強兵，狼顧虎視，五大不在邊，臣常危之。今亮殞沒，蓋宗族得全，西戎靜息，大小為慶。」結果後主大怒，立即將之「下獄誅之」，由此可見，劉禪既不昏，更不庸，對於是非他仍有一定的判斷，而不為言語所惑；其二，在延熙元年，下詔蔣琬北伐曹魏（諸葛歿後四年，238 年）可以得知，他雖過安逸生活，但亡父、諸葛之大志，他並未完全忘懷。

再看蜀漢歷史：自劉備正式稱帝，迄蜀亡，共傳兩代，四十三年，其中劉備佔三年，劉禪佔了四十年之久，在劉備治蜀三年間，就因伐吳之舉，使國內一空，南中反叛，魏策動北方鮮卑，南方異民族，發動五路十萬大軍南征蜀地，東吳意向不明，使蜀差點走向亡國之途；但在劉禪登位，重用諸葛、蔣琬、費禕、董允的結果，蜀漢享有三十年以上安定，雖戰事仍有，但政治清明，法理有序，直至延熙十六年（253 年）費禕遇刺身亡，國內良臣賢將之前已相繼凋零，蜀中名將僅由年已五十三的姜維獨撐大局。在少賢相輔佐之際，政治才逐漸下坡，但仍維持十年之久，在天下未亂蜀先亂的古諺中，除了對諸葛遺澤感到敬佩之餘，更為劉禪能大膽放權感到喝采。

四、降後生涯

後主降後，曾有樂不思蜀之言，有人因此認為他昏庸，但也有人視為保身之道，但就個人以為，傾向保身之說，我們知道：

第一、凡降人者，最怕降者懷有二心，就連魏國重臣司馬懿都要演出一幕癡呆、中風狀，方得以麻痺政敵，奪得大權，更何況劉禪這個外來的降國之君？更何況蜀亡之際，屬姜維之下的部將在悲憤，痛恨之餘，以劍竟可裂石，可見蜀中兵將受教化之深，若劉禪有心登高一呼，足以使魏頭大，故若言行稍有不慎，刀斧加身，自是難免。

第二、劉禪十七歲即位，劉備在蜀三年，換言之劉禪可說至小即隨著部隊而行（因其父一直沒有真正的根據地），而對於劉備集團中的人物關係，人事情形，多少也該有一定了解，對於局勢的發展等等，在耳濡目染之下，他的見識該有一定。

在蜀四十年間，先有李嚴、諸葛之爭（雖諸葛不願），後有主戰（姜維），主和（蔣琬、費禕）之執，但始終未有所謂白熱化的衝突出現，劉禪的認知與態度，佔了相當分量，可見，在處理的手法上，後主有相當的柔度，五十多年的歷練，若要說劉禪是個不知政治為何物的人，恐難自圓其說，所以劉禪有可能是因自保，而有樂不思蜀之言。

蜀漢之治，來自諸葛，但我更要說，諸葛之行，源於後主，若無後主的誠心之託，諸葛恐齎志以終，含恨而別；若無後主自知、自制，而對政治有強烈感受，則蜀之國祚可危，其人早成亡國之君。齊桓用管仲則霸，用堅刁則傾；劉禪用諸葛則強國，用黃浩、譙周則亡，兩者實無相差，但為何一成霸主之名，一有昏庸之稱？惑之。

評論二、

引用:

一代名臣——馮道
作者：贄殿遮那

馮道，有史家批評:「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為。」

但是，他真的是亂臣嗎?我看不然。要了解馮道，就先要了解其人身處之環境。

五代時，大部分士人都有同一心態：誰的勢力大，就投靠誰，不斷換主人，有些士人任人侮辱，好像梁朝的張全義，全家妻女被朱溫姦污，卻不以為恥，可見當時士風是如此之軟弱。

崇尚武力，鄙棄文教，這一切都令文人變得軟弱無能。不過，細心的想，這些文人真是這樣嗎?當時是一個強權及武力的社會，文人完全沒有能力反抗，為了保存性命，有些選擇忍氣吞聲，有些則選擇奉承之路，委曲求全。正如張全義，他真的不以為恥嗎?當然不是!只是實力不足，敢怒不敢言罷了!每每遇上大禍，都是一個忍，從而苟且偷生。

另外，有些文人恥於從政。原因只有一個，儒家有言:「名不正，則言不順。」五代政府雖稱為『朝』，其實是篡弒所得，對一班熟讀儒學的士人而言，並非正統，故不會為該政府服務。而且，政權更迭太促，令士人們根本適應不到，每換一朝，政令又改，他們只得因遁苟且。

還有一點非常重要，就是後世道德觀不同。宋代君主為了糾正五代鮮廉寡恥之士風，矯枉過正，大都以忠君作為論臣子的先決條件。自宋代開始，道德觀念轉變，後來人們評論忠臣便以此為標準，忽略了其身處的形勢，例如歐陽修以此時之標準，卻不理彼時之環境，令馮道不幸蒙冤。於是，本來一些迫不得已的士人就成為賣國賊，其實只是史官的個人觀點。

五代士風的特色就只是四個字:苟且偷安。他們受到時代的壓迫，然而又無力反抗，對政權更迭之事更無力干預，只得順應天時，看著整個時代地變。

馮道為五代時的名臣，他「名」的原因不是什麼忠君愛國，亦不是什麼雄才大略，他的「名」是在於他曾出任四朝宰相，位居高位。馮道可謂出色官僚的典範，做事從容不迫，處事圓滑，說話不得罪別人，因而能易於得到別人的信任。
　　
就事實而論，馮道並不是沒有忠臣之念，但有一個更重要的理念支持他不忠君，那就是「民本」思想。所謂「民本」，是由孟子所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五代承唐末藩鎮之亂，全國大小政權互相攻伐，戰事頻頻，人人自危，國家陷於戰亂之中，加上武人專政，不重教育，文人地位因而下降，再不能以擅長的才學經科舉而取得功名，似乎攀附強大的地方勢力便是有效的方法，故士人的志氣並不高。
　　
五代政權並不長壽，每個政權最多也只有十幾年左右，士人只能投靠下一個政權，久而久之，忠誠不受社會重視，馮道六朝為官，君主也不嫌棄，某程度上也是因這風氣所致。
　　
除此之外，君主為求統一天下，不重道德而重能力，因此儘管馮道為多個政權效力，對君主並不盡忠，但他對治國卻有所成就，因此君主就因他的才幹而重用。

上文提及，馮道對於治國方面頗具心得，故在其位相年間，是人民安樂、社會安定之時，當然這亦有賴明君之功。例如在唐明宗天成年間，社會是五代中相對較安定的時期。

當然，令他長時間身居要位很大程度是由於他的「民本」思想，他承繼了孟子「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思想，施政方針也是以民生為上，個人上亦大分重視民生，例如馮道在丁憂期間，恰逢鄉里天災人禍，莊稼顆粒無收，馮道傾其家產賑災救民，自己躬耕於野，與貧苦農民打成一片，對於年老體弱，馮道竟紆尊降貴趁晚上去幫他們耕作，而不讓他們知道。

他住在草棚裡，布衣簡食，地方官聽聞此事，給他送來「鬥粟匹帛」，他反而不受，誓與百姓同甘共苦。
　　
馮道深憧為官之道，做人處事十分圓滑，很少得罪別人，很能討別人的信任，例如他在閒暇之時常給國子監的學生上課，其間有一趣事：一日，馮道給學生們講《道德經》，他 朗讀一句，學生們跟讀一句，讀第一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時，就出現了問題，由於當時講究避諱，學生們於是讀做：「不敢說，不敢說，非常不敢說。」馮道當即斥責學生們迂腐，讓他們放聲朗讀。由此也可看出馮道處事靈活，心胸坦蕩。

其實，馮道相對於其他人來說，實在不錯了。五代時，君主多武人出身，深懼他人奪己天下，故依賴武力，鄙棄文教，發展強大軍力以鞏固實力，對那些文質彬彬的士人視若草芥。士人為了保存性命，有些選擇忍氣吞聲，有些則選擇奉承之路，委曲求全。久而久之，導致社會風氣道德敗壞，毫無忠君愛國之念。就以石敬塘為例，謀圖帝位，貪戀權力，不惜放棄尊嚴，向遼國稱兒割地，上演了中國歷史上的一場鬧劇。
　　
當然，思想變質亦是一個因素。五代政權更迭太促﹐篡弒頻仍﹐令使到儒家所崇尚的綱常名教大受打擊﹐故著重個人操守和道德修養的儒學﹐大受摧殘。那些一直追求儒學的士人不禁心存疑惑，質疑儒家提出的三綱五常，思想變得模糊，認為儒學已不足維繫政治秩序，加上文人受到鄙視，故鮮廉寡恥的頹風在社會上傳播開去。

總括來說，馮道並非後人所說的亂臣，只是時代的誤導，是中國古代史書的弊病───以傳統倫理觀念作為標準，忽略了客觀環境。故此，馮道可說是中國官僚之典範，更承繼了孟子「民貴君輕」思想，甚至是現代民主思想之先河。

中國史官皆以傳統的倫常禮教，甚至以主觀見解而記載歷史，以致一些歷史名人往往被誤傳，奸臣因而成賢臣，賢臣反之成奸臣。這究竟是史官弄錯，還是事實如此？以上兩篇評論均是為兩名被歷史誤傳的「奸人」、「庸人」平反，無可否認，他們也有犯錯的時候，但是不是真的如史書所言，乃大奸大惡的「亂臣賊子」？

歷史記載什麼、史書什麼，都是大約讓後世知道當時情況，而其真確性，則不得而知。
說到史官，為何物也?史官者，專門記錄和編撰歷史的官職也。既然身負要職，歷代史官都以中立身份去記載歷史，有如春秋戰國時，崔抒刺齊王，史官則直言不諱地記「崔抒弒其君」云云，崔抒得知，殺史官並令續任史官重新編寫，然而其亦後如是，到最後第三位史官，都是如此，使崔抒作罷。由此可見，的確有史官做到以「中立」角度記載歷史，不怕強權。

雖然如此，但始終都是少部份吧。於唐代，有「貞觀之治」之稱的太宗一朝，最令太宗未能釋懷，可算是人生一大污點。因此太宗經常令史官將「起居注」及「實錄」讓其查閱，但史官以「當朝天子不能看其歷史記載」為由，多次拒絕，大家可在此處看到史官仍大都是不畏皇權，以保歷史記載公正。然而，最後房玄齡都是讓太宗查看，而太宗又下令「削去浮，直書其事」，多次修改「玄武門之變」一事，但固中內容，不為人知。從以上之例可見，史官雖有不畏強權者，但仍受個人因素影響，歷史評價房玄齡此人「雖善謀，但優柔寡斷」，在此處，我們不難看出房玄齡的確帶有個人決定的因素。因此，我們可見，史官都是人，都是有個人感情、看法、性格，將其綜合來看，可以看來史官在記載史事時，必然帶有主觀性看法。再者，太宗看後，曰:「削去浮，直書其事」可見史官編寫史事時，都是有所保留，未能盡實而寫。

另外，有了個人因素，就會在環境因素上產生衝突。為史官者，未必每位都是「剛強直言」，定必有「軟弱畏權」者，因此當「軟弱畏權」的史官出現，而其又生在像「五代」等軍閥混戰的亂世中，定必以保其身而避實而記。因此，在此也會出現與真正情況有莫大相差的情況出現，有如以上文章的「劉禪」及「馮道」。

而有些記載有太大相差者，個人認為就不在史官中，看看以上兩位所評論的人物，生於何世?三國五代亂世也。既然是亂世，戰火連年，當權者都是崇尚戰爭，尤是五代君主，在這種情況之下，就算有一位「剛強敢言」的史官記載當代歷史，又如何?轉眼間就被一些「無謀」的武將一把火燒了。我們五經之中的「樂」就是被項羽這個史稱是「匹夫」者所燒毀。可想而知，於秦末的亂世如此，到五代三國更亂者，定必比秦末時期更可怕，文化的破壞程度更恐怖。

而歷史上亦有「野史」與「正史」之分，兩史相差甚大，有如南宋「秦檜」，野史中都「傳」，野史恕我用「傳」這字，都是傳之是一代奸臣;然而在正史上有一段記載，秦檜是有智有謀者，才讓南宋在江左一帶立足，而岳飛等人都是秦檜暗中保住。由此可見，正史與野史出入甚大，而在民眾間傳的野史力量最大，經千百年，民間眾人都是以秦檜為「奸」，不懂予之公平評價，從而生出兩個極端的評價。

10句..有11句我都睇唔明...  jeffery111哥 仲答得咁詳細..